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对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普遍缺乏大型科技型骨干企业，更应该将精力财力用于优化本地创新生态体系，从而加速吸引和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这样做更能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大企业能够自带创新生态体系，即大企业迁到哪里，它就会把生态创新体系整体迁到哪儿，但小企业往往必须依赖当地的创新生态体系才能孵化生长，所以当地创新生态体系的优化与否对中小企业成长有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其次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能显著增强地方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韧性。举两个实例，一个是天津滨海新区的摩托罗拉公司，作为21世纪初非常著名的企业，巅峰时它曾生产了我国将近1/3以上的高端手机。而另一个是在杭州滨江区起步的UTStar.com，是由5个留学生自主创业，当时生产的小灵通也占到了全国的1/2。当时这两个大企业对当地的财政贡献几乎达到1/3。但是由于产品技术的迭代，这两个企业都在21世纪初倒闭，但这两个企业倒闭后对当地科创中小企业数量增长和“四链”的延续发展贡献却完全不一样。天津滨海新区的摩托罗拉倒闭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大型高端通信产业在天津滨海新区继续发展。而杭州的UTStar.com倒闭以后，它所有的科技人员都迅速地在杭州进行自主创业了，还有许多科技人才到华为华东中心、海康威视和阿里等高科技企业去工作了。UTStar.com这棵“大树”虽然倒下了，但是千百棵“树苗”长起来了。于此同时，天津滨海新区只有一棵“大树”摩托罗拉，未构成IT产业科创生态体系。由此可见，现代城市需要加快完善科创生态体系，需要加速培育复杂的超级企业集群、更广泛的科创联盟和千丝万缕互相关联的创新小企业在当地创新生态网络中不断集结。再次，创新生态体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能够自主成长的不断迭代的体系。由于现代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高度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微观的尺度、中观的尺度和宏观的尺度对其展开观察和研究。

一、创新生态体系的微观尺度——科创者的自由度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微观尺度来看，主要指的是科创者的自由度。首先需要讲的例子就是“西南交大九条”。作为我国科创领域的“小岗村”，地处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提出的“西南交大九条”实现了3个转变：一是将职务科技发明成果从过去“纯粹国有”变为“国家和个人混合所有”，学校代表国家占三成，职务发明牵头人和团队占七成；二是把过去科技成果的“先转化、后确权”变为“先确权、后转化”；三是将过去成果转化后科研人员的“被奖励权”变成转化前的“期权激励”。这就意味着科创人员的职务发明或者研究贡献，可在事先就确定发明归属和比例，不需要像过去为了能多分得一些科研成果比例，教授乃至院士都得围着财务处、科研处转，而是只要交足国家的三成，剩下的七成都属于团队，这大大激发了科创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科创过程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财物分配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例子就是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20号楼始建于1943年，是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为获得急需的军事科学技术支持而建造的规模达3万多平方米的临时建筑。这座原本计划于二战结束后就拆除的“临时建筑”由于校方放任科技人员在其中自由作业，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打洞、布线、开窗、改装等，使其成为了科创人员研究实验的天堂，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拆除重建。

MIT所有的科创人员都愿意到这个楼里去办公，因为只有在20号楼才能实现空间使用的最大自由度。3万多平方米的一个临时建筑，在高峰期集中了美国几乎1/3的优秀物理学家。原来建筑寿命设定只有15年，但是由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们太喜欢了，结果一直拖到了45年后的1998年，大楼实在破败不堪才被拆除。经过统计，在此期间产生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0多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千项重大科创成果，因此这座临时建筑也被誉为“拥有独特的灵魂，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大楼”。为纪念这座原来的20号楼，后来建造的大楼特地建成了与传统建筑区别很大的不规则形态。

第三个例子：深圳科创综合用地和浙江特色小镇启示——科创用地自由。众所周知，科技人员和科创企业需要多样化的空间资源，今天的科技不意味着明天可以继续延用，现代的科技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每一次迭代都是颠覆性的创新。在这种趋势下，中小企业的设备、人员、空间使用也需要不断地变更，但是旧的土地使用模式严重限制了这些科创企业对科研用地更新需要。

为创新提供多变的土地使用模式，深圳出台了“科创综合用地”的概念，即在一个平方公里或者更小的范围内，把某块地划定为科创综合用地，允许科创企业展开多变的经营活动，比如规定这块土地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只能占10%，而且专供当地的科研院所员工，其余的土地用途则设立几条底线，建立负面清单进行管理，例如能源的最大使用量、自来水最大使用量、污染值最高限额、噪声最大分贝和人员最大容纳度，只要符合这几条底线，用地结构即可由科创企业自主调整。所以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某空间今天可以是实验室，明天可变成教室，后天变成一个展览场所，负面清单赋予了科创企业足够的科创自由，如此一来也大大激发了科创人员的积极性和提升了科创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浙江省也推出类似的“特色小镇”。传统意义上，特色小镇一般都是在农村，但是浙江省提出特色小镇进入城市，使特色小镇成为了城市内部的科创综合用地，科创企业就可以像在深圳的科创综合用地那样灵活安排和利用空间资源，科创机构能够在负面清单以外自主地调整经营活动，这样就为科研人员创造了最大的空间和用地的自由度。这也是两个地区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而且中小企业领先于全国的奥秘之一。

第四个例子：美国硅谷车库的启示——科创主体设立自由。尽管美国硅谷科创企业所创造的GDP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前20的国家GDP，但是这些如今已发展成科技巨头的企业其中大多数在起始创业时往往都起步于不起眼的车库，例如引领科技潮流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即是在车库开始的创业。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地的法律非常严明，严令禁止在车库内创业，创业办公必须在专门的创业场所进行，相信这些硅谷的大企业很可能有一大半没法成长至今天这般巨大。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许多政策使得科创小企业发展存在的三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是非法人机构的设立非常难。科创需要注册设立一些机构，例如大家熟知的“新型研发机构”，这些新型研发机构有别于企业，但设立非常难，有的城市一年就允许设立一两个，而且还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并且事先要找到愿意主管的行政单位。但由于行政单位领导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作为科研机构的主管单位，这就使得此类非法人科研机构成立数量寥寥。

第二个短板是自有住宅注册公司难。因为很大程度上的科创活动都依赖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论是人工智能、仿真技术，还是大数据等，这些技术其实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交互，所以一台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创新的实验室。因此如果能在自己所拥有的住宅内注册公司，这对科创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自由度。创业和科创应该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在我国许多城市，在自有住宅里面创业往往会被划定为非法营业，或者在别的地方注册公司，在本市住宅里办公则被划定为“异地经营”，这些陈旧的规章制度无形地绞杀和限制了许多小企业的诞生和科创企业的发展。

第三个短板是融资和股权转让难。因为初始的小企业一般没有什么传统抵押物，需要用科创人员拥有的技术或者股权进行抵押。虽然这是一种新的融资手段，但科创企业如果把自己的股权拿到特定的产权市场交易，就会发现许多城市此类市场发育不足而且数量稀少，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因此对融资科创企业而言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企业集群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来看，中观尺度是由许多相关联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集群（cluster）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的许多政策文本上经常讲的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跟企业集群有着巨大的区别。“产业集群”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待在地理空间上的企业集聚体，但“企业集群”的定义是以中小企业作为主体，在经历了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开放代谢循环后于某个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体，中小企业由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共享便利性等“好处”，使得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在一起。企业的集群是由主体组成的，而产业集群则忽略了主体。当代社会一切创新的生态体系之所以能够自主组织演化、自主迭代进步，正是因为无数个企业主体和无数个科创个人主体日夜奋斗相互交融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要正本清源。

20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名为《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书，在这本书中我有两个预言：一是深圳的科创未来能比肩上海。20年前深圳的科创成果只有上海的1/3，科技的投入也只有1/3，但是20年后深圳的科创成果在许多方面已经领先于上海；二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会领先全球。当时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尚处于萌芽期，而日本、美国、德国等则非常强大，但这些国家的半导体产业是大企业为主，而台湾地区半导体则是集群作战。同样参加一个国际半导体展览会，需求方向日本、美国这些大企业提出新集成电路的订货需求，大企业说一两年以后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台湾的半导体企业由于体量小转身快，客户只需要把要求写明白，当天就能把新半导体产品技术指标发回台湾。集群中的其他半导体有关的小企业会聚在一起，每个企业分担一项新技术研发，日夜开展创新，因此往往能在这个展览会还没有结束，就把新的样品寄到现场交给客户。此种创新的过程短则只需7天时间，长的只要10天时间，与大企业长达一两年的创新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小企业集群中，可以把需要攻克的创新技术分解成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组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进行攻克，不仅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提升了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质量。

小企业集群是以企业科技人员为主体的，这些企业集群结构，往往有这么三种模式：一是普遍存在的无中心企业集群——鸟群模式。成千上万的鸟群可以组成一个巨大的集群在天空里边翱翔，一旦遇到天敌，鸟群形态可以千变万化地进行转变，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这种变化不需要某个头领进行引导指挥，而是通过鸟群中各个主体自我进行调整和保持队形。二是虚中心企业集群——硅谷模式。以目前硅谷如此之多的科技企业市值计算，它的GDP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国家，位列前二十位，但是硅谷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企业牵头指挥，只有若干个大学（例如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等）。这在无形中起到了科创企业裂变作用，无数的中小企业从这些大学师生的创业过程中诞生出来，然后开始在硅谷蔓延生长。这种虚中心的模式也是比较普遍的。三是实中心企业集群——丰田模式。丰田总部周边有几百家配套企业分布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么这几百家配套的企业都是围绕着丰田总部这个中心来进行运转，中心发出指令，需要什么零部件，需要什么软件，需要什么原材料更新，全在一个局域网上进行调度运作。而且这些零部件和组件几点钟几分钟、多少数量送到哪一个地理空间，都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创造了一个叫“just in time”精益生产的模式。

就这三种企业集群而言，从传统的工业模式来看，大家可能会认为“实中心”最好，但是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成功的企业集群大部分都是无中心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中心，实中心是很少的。因此，企业集群的三种模式，其实就是中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的主要表达方式。因为企业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获得彼此新知识的溢出，是一种共生的模式，这些共生效应是由企业科创人员作为主体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由于主体的主动进取性和冒险精神使他们走在一起的。

中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不得不提深圳特色企业集群——华强北电子市场。华强北为何能成为当地的科创引擎，可以带动深圳科技企业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超过了一些老牌的工业强市？华强北尽管占地只有一个平方公里左右，但是电子技术所需要的200多万种零部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任何科创的成果都是对现有的成熟组件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这是一条基本的科创规律。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提到某个硅谷科创人员的感叹：“在硅谷需要联系两个月才能凑齐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你就能全部找到。”“南有华强北，北有中关村”，这些千百万个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中急需的成熟的组件、成熟的元器件的供应商在某个地理小空间上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创新者则只需要对这些组件进行创新性的配套组合。无人机领头羊“大疆”原来是在杭州起步的，但正是因为在深圳找到相关的电子元部件太容易了，所以才搬到了深圳。但对华强北和中关村，我们的管理机构反而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例如把它称为“山寨市场”“侵犯知识产权天堂”等等。必须要承认的是，上万个中小企业同时聚集在这么几幢大楼里，难免会有一些管理上的混乱，难免会有一些创新过程中说不清楚的地方。但是科创的成果，特别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科创成果往往都是发生在混乱的边缘。因此我们的管理模式需要与现代科技一样快速迭代更新，由此可见，创新生态体系的建立要容忍混乱、容忍杂乱。

对企业集群，政府能够对它们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集群也是一个特殊的生态体系，它有种子期、成长期、收获期和百花期，但是也会进入衰退期，直至灭亡。浙江省曾有600多个企业集群，大概1/3已经消失了，但是如果政府决策者足够聪明，把力量用到正确的地方并恰到好处，就有可能把企业集群进行提升优化，使它们焕发第二春。

要使企业集群焕发第二春，就要对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的集群进行“补短板，接长板”。这些原生的企业集群，并不像美国硅谷那样能够自主地进行原创裂变，所以政府可以为他们植入“技术源”（即大学或重点实验室），使它们更好地进行原创的裂变；以及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因为市场主体不愿意冒险，但政府可以和它们一起冒险；同时对那些高端的人才，政府可以用“技术特派员”的形式给他们事业编制，通过这种方式招收海内外特别是国内高校的那些博士和博士后；此外，政府需要在集群里边引入孵化器、加速器，使那些青年科技人员，特别是大学生能够有一个自由的、非常廉价的，甚至免费的创业空间；当然还要为外地的那些科创人员提供人才公寓；以及建立一种既能够提供极大自由度同时又能保证新产品质量的管理和保障机制。

三、创新生态体系的宏观尺度——科创环境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宏观尺度看，科创环境是衡量一个城市优劣的重要指标。北京作为我国科创人才的高地，集聚了相当一部分高端人才，光是在校的研究生就达到37万之多，而第二位的上海仅有16万，这样一个人才高地，它对全国都是有人才溢出性的，所以这些人才离开北京到全国各地发扬光大是正常的。但是根据统计，2017年5月至2021年6月，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有300多家迁往南京、徐州、苏州等地，即使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城市距北京只有半小时的高铁距离，但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仍然更愿意迁往更远的南京等地。如此多的高等资源，完全是跨过环京经济带，直接奔到圈外了。21世纪国际经济较量的关键是人才资源和技术的流向，项目和资金往往也都是跟着人才跑的，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和反思的问题，也反映了环京经济带的营商环境和生活条件无法吸收这些外溢的人才。

衡量一个城市的科创环境，有三个指标非常关键：首先是营商环境，其次是人居环境，最后是政策和文化环境。所以说这三方面是从宏观尺度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关键。如果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上持续下功夫改进，从宏观尺度来看，地区的科创生态体系就能顺利得到优化。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政府管理的最重要事项是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发展进行了梳理，形成了比较权威的教科书《经济学》，这本书已经出到了25版，他在22版中提出：“城市政府应该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品’来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居环境。”为何政府必须提供这些公共品呢？因为存在三种市场失效的领域：一是不完全的竞争；二是外部性，负外部性指污染物，正外部性则指学校医院等；三是私人不愿意投资，但有共享效应的比如供水、公园、交通等。他又说明：公共品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将该商品的效用拓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而且人人可以共享。由此可见，公共品的本质是共享，童叟无欺，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公共品，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的结论。所以城市政府应该聚焦于从宏观尺度的人居环境进行提升，使更多的企业、人才愿意到这个地方居住、生活和创新。

对于科创机构，我们需要认识到其本身拥有的科技成果和知识就是一种专用的公共品，前面萨缪尔森提到的是普通公共品，但是专用的公共品是一个什么观念呢？因为知识也像公共品一样是可以共享的，是有溢出效应的。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宏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和很多的成分结构在其中发挥作用。

就此类科创公共品而言，它首先需要的是宜创环境，它对科学技术和创新成果是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是尊重知识、人才且法治的。其次它又是宜居的，人们非常愿意到这里来居住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有相关的企业集群，这些企业集群内部能够通过知识共享和知识外溢使选择居住在这个地区的科创人才获得科创便利，再加上有著名的理工大学、国家实验室等作为技术源。

如果说我们引进的头部企业起到了类似于丰田总部这样的作用，也可以从宏观尺度上助推科创生态体系的建立。当然在同类中小企业不断地加入过程中，也可以产生公共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共享和互动。

在宏观尺度上建立好科创生态体系，我们要注重两个关键的“物种”，一个是“平台创造者”，即这类平台可以作为人才和技术的蓄水池，更多的科创者在这个科创平台内能够找到自己的“营养”，从而繁衍壮大。另一个是“生态工程师”，例如海洋生态系统中岩礁的生物种类比一般的海水区域要高出几百万倍，而岩礁上的珊瑚虫即是生态的工程师，它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舒适的繁殖场所。这两种关键“物种”对于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关键物种在创新生态体系中可能是头部企业、国家实验室，也可能是著名的大学和著名科研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

除了各主体的关键作用，数字政府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源泉和助推科创的平台。政府决策正确与否，将对创新生态体系宏观尺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政府决策失误，就可能破坏创新生态体系的韧性。在数字时代，一切资源都可以转变为数据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利用数字技术使其更好地成为城市公共品，例如智慧安保、智慧水务、智慧交通、园林绿化、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能源等，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提供的。

结合这些公共品以及“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一网通办放管服信息系统、公共资源信息化和城市安全核心公共品”的链接，即可构成数字政府的公共品“四梁八柱”。因此一个良好的数字政府，它必然是一个开源共享的创新源泉。这些“四梁八柱”都是开源的，可以让无数的中小企业科创成果附着在上面，吸取它的数据力量，从而更快成长壮大。

总之，在一个城市建立创新生态体系，微观层面来看需要对创新人员给予足够的并不断优化的多种自由度，中观层面则需要多渠道改善和优化企业集群，在宏观层面上则需要数据共享，把更多的功能向社会开放，使政府、大学、科研机构成为平台的创造者，成为创新系统的生态工程师。这样一来，当地的创新生态体系就在这三个尺度上得到持续优化。

（本文由作者向《中国市长》独家供稿　作者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协调小组专家组副组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