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世锦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到中速的深度动能转换期

2023年，中国经济摆脱新冠疫情影响，进入恢复回升轨道。一季度开局不错，二季度GDP增速为6.3%。三季度同比增速4.9%，全年增速为5.2%，基本符合政府年初预期目标。

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增速只有3%，两年平均4.1%，低于新冠疫情前两年平均的5.1%，也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潜在增长率5%～5.5%。

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2010年一季度增长高点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到中速转换通道。过去十余年时间内，以往高速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逐步减速，但余热尚在，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这一次房地产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老办法不行了，稳增长的新办法是什么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还看得不大清楚。

近期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状况比较相似。日本在90年代后由中速转为低速，增长率仅在2%上下，此后进入了1%甚至零增长、负增长的状况。其原因被解释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是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负债率过高，企业收入用来还债，不能用于投资，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尽管有一些相似现象，但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差别很大，不应混为一谈。

第一，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是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伴随石油危机，开始进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期。到90年代初，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如果一定要与日本比较，我国目前还处在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还可能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潜能。

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处在发达国家前列，一度超过美国。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3万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有两倍的增长空间；与美国人均GDP7万多美元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日本20世纪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主要是结构性潜能下降，缺少新增长点，即使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投资和经济仍很难增长。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表象，是缺少新增长点的结果，不能倒果为因。

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呈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在需求端，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从现实情况看，这方面缺口较大，其中欠账最多的是近3亿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其中的近2亿进城务工人员。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进城务工人员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不抓住这些重点或痛点，扩大消费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以往我们强调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会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在过去是能说得通的，但现阶段这部分人群扩大消费的能力是递减的。更应重视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以下的9亿中低收入群体。前些时候讨论共同富裕问题，社会上有一些不同解读。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义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更为现实和紧迫的是一个能否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速度就要掉下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尼系数较低。

在供给端，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但面临的挑战是房地产等主导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时间过长而引发的全局性冲击。另外，企业家的预期不稳与信心不足制约了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从资产负债端看，在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种转换往往是被动和危机倒逼性的。由于高速增长不再持续，房地产等行业原有的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模式难以为继，部分行业需求过度透支后的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不少领域仍在提杠杆，只是“借新还旧”，大量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到了某个时点将无法维持运转，甚至出现信用崩塌。所以，本质上还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速后资产负债模式的转型问题。

三、宏观政策重在稳定和平衡，挖掘新增长潜能要立足于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新增长潜能，简单地说，就是追赶潜能加上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催生的新潜能。所谓追赶潜能，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目前我国人均年收入1.3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就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近些年追赶的说法不多了，实际上追赶潜能最具现实性，也是确定性比较强的。数字绿色潜能是新技术革命所驱动的，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在部分领域甚至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将其融为一体，这样就会使我国的新技术发展比成熟经济体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和更长时间的增长机会，通过规模经济更快地降低成本，进而形成新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例如部分人群第一次用电话,用的就是手机；第一次买汽车，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近些年来互联网、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等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下一步这方面的优势领域还不少。

下面将具体提出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两大新增长潜能。

一是“横向需求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还有5亿人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把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来，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未来产业”的生成与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扩大横向需求空间，重点在需求侧，对稳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既有产业意义重大。培育纵向升级动能，重点在供给侧，助推新产业的形成壮大。简单地说，前者重在稳增长，后者重在促转型上台阶。

挑战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增长潜能。当需求不足、增长动能下降时，社会上要求放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呼声增加。这里需要说清楚的，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小，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走向。我国还有中速增长潜力，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平衡作用，作一个不大准确的假设，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大。如果不说清楚中国与成熟经济体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通缩”“量化宽松”等概念就可能被误读或误用。

就当前稳增长而言，需要继续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把注意力要更多地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结构性潜能。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非只有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有立竿见影之效。

当前应当启动和深化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要点包括: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未来产业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

在需求侧改革中，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采取更大力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采取负面清单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点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3亿进城务工人员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可收购城市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进城务工人员保障房。浙江最近出台了取消落户限制的有关政策，走在全国前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期待其他省市可以跟上。

城乡土地权利不平等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重要原因。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可以在社会上自由交易，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却不能在集体组织之外上市交易。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财产与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的财产市场估值和价格差异很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但现实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进展迟缓，宅基地转让受限，还有小产权房等遗留问题。

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在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方面积极探索和突破。以往有人担心，农民把房子卖了以后，所得收入拿去喝酒晚上没地方住，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尽管这是一个缺少现实依据的假设性问题，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可规定农民土地交易所获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应当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都市圈、城乡接合部大量中小城镇的发展，相应扩大房地产、基建等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五、以更大力度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

在供给侧，应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方面有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改革开放始于拨乱反正。几个大的时间节点，思想解放、理论突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21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都是立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原有不合时宜的理论束缚,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屡上新台阶。

现阶段我国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

在理论上要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工业革命初期，有本钱的人才能办企业，资金提供者和企业创办者合为一体，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企业所有者、创立者、经营管理者分离的现象，特别是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企业家才能或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所谓企业家才能或精神，是指被称为企业家的那部分人，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忍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主要职能是组合利用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现在还有数据)等各类资源，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提供资本和有效组合利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是两种不同的能力，或者说，资本家和企业家所从事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发展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没有多少资本，通俗地说，是一些“穷光蛋”，穷则思变而创办企业，投资者正是看中了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才把资本给了企业家，是因为投资者知道企业家比他们更能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本。

企业家才能或精神对企业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市场依照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原则给企业家以报酬，与所谓的剥削不是一回事。即使企业家报酬多了，也成为资本提供者，与企业家才能也是能够明确区分的。如果某个企业家不再具有企业家才能，投资者也就不会将资本提供给他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资本股权多元化和相关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民营企业的股东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国有股东。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民企越来越困难。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企业家才能和精神的作用。按照这种思路，资本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或更低，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组合包括资本在内的要素资源的资源，是重要性高于资本的资源。

摆正企业家才能和精神与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使企业家才能和精神充当主角，是各类企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核心要义，对提高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创新力至为关键。对民营企业如此，对国有企业更是如此。国有企业拥有合格或优秀企业家，将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对完成国家赋予的战略职能更是不可或缺。

企业家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进一步说，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地方竞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依照上述对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的认识，需要对企业分类做出相应调整，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按照所有制进行分类，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社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这样的调整也符合国际惯例。对国有经济而言，则顺应了中央早就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企改革的要求。事实上，按照所有制对企业分类，是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现在已经有必要也有条件正本清源、回归常态。

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要有实质性进展，即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对企业投资设置“红绿灯”的问题。“红绿灯”是前段时间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设红灯的典型办法是设置负面清单，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都一一明确。设绿灯的重点是指方向，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陷入困境的责任。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政府倡导的产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政府不大可能审批以前没有见到过的项目。这样，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可以提出负面清单，也可以对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选择权交给企业和市场，推动创新和增长潜能的充分发挥。

（来源：中国房地产金融）